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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园地
学习资料选编第三期
2009-10-14 00:00 学校办公室 

学习资料选编

第三期

甘肃政法学院党委宣传部、学校办公室、党委组织部编印

2009年10月14日

 

 

 


  

 

 

 

◆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与际遇………………………………………………江平

 

◆改革开放三十年法学教育的发展及其当前改革…………………………贾宇

 

◆中国法学教育方式及其路径选择…………………………………………戴龙

 

◆法学教育30年——从法律职业精英化与法学教育大众化之冲突角度审视……………………………………………………李瑞芳

 

 

 

 

 

 

 

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与际遇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前校长

摘自《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总第3期)

 

在70岁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文集里说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读了多少书,也没有写了多少书,不像龙卫球教授,不像在座的很多中年的杰出学者,著作等身,但我说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在这方面做了点工作。

我个人的法律学习经历很有些意思。我1948年考的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燕京大学是原来美国教会办的,司徒雷登当过校长。司徒雷登一辈子在中国搞教育,最后当了美国驻华大使,正好碰到美国政府在中国的政策失败。我考进燕京大学是想学新闻,新闻的性格是自由奔放,新闻工作者是“无冕之王”。但历史很巧,我工作以后,国家派第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就派我去学法律。我们刚去的城市是喀山,列宁曾经在那里学法律。当时在喀山只有三所大学有中国留学生,一所是喀山大学的法学院,一所是喀山航空学院,还有一所化工学院。我们1951年第一批公派到苏联去的留学生约500人,学法律的大约有10人,占到了五十分之一,文科里面有学经济的,学新闻的,应该说学哪个专业的都有。后来,我转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6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我就到了那时的北京政法学院,应该说一辈子都卖给了北京政法学院,我很羡慕在座的不少从其他大学来的老师,你们一生换了很多工作岗位。从1956年毕业至今,我已从事了51年的法学教育,当然这51年里也有辛酸,从苏联一回来我就被划成右派了,从划右派到摘帽一共22年,但后来到现在有了29年的顺境。

中国的法学教育,我觉得从历史发展来说很值得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的时候,我们的法学教育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在主要的综合性大学里面,都有法律系,无论西南联大,无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过法律系,燕京大学也曾经有过一段。但是1949年革命胜利,建国以后,我们的法学教育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首先,是1952年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学习原苏联模式,将综合大学中的许多学科都分割出来单独成为学院。其中,包括专门的政法学院如北京政法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当时叫航空学院,也是主要从清华大学的某一个系中分离出来的。这样的话就变成一种单一性的思维了。工科就是工科的思维,工科不知道文科什么思维,反之亦然。其次,建国之后的前30年,我们国家逐渐走上了一条萎缩文科、排斥法科的道路。国家在刚建立的时候培养人才还是一个全面的考虑,但是已经有了倾斜,当时派到苏联的留学生主要是学理工科的,尤其是工科,因为中国当时急需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但是文科依然占了适当的比例。后来我们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偏向,彻底的重理工轻文科,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甚至文科学院都关闭了,法学院基本上都停了,只留了一所。单一的思维这是最可怕的。国家的治理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我们很高兴看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做到文科和理工科同样并举。但是仍有不够的地方。为什么理工科就有院士制度啊?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还没有这个制度。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我们国家的教育的发展也好,研究的机构来看也是一样,我们的科学院里面也有相应的文科学者,如郭沫若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其实也是院士。从治国的人才来看,我们也在逐渐从理工科为主走向也重视文科。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是职业革命家,第二代我们常说是工程师治国,因为差不多都是理工科毕业的。到了十七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学文科的常委,或者说有两个是法学博士或法学学士。现在的综合性大学,越来越有不同的各种学科容纳在一起。为什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它自己特有的擅长的航空航天的工科的基础上要发展人文科学,要发展诸多门类的文科专业呢?我的理解就是文科专业和理工科专业的思维方式、性格、方法都有所不同,所以应该采取互相结合的路子。我认为,综合大学里面兴办法学教育,这才是一种好的模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法学教育在办学体制上今天有了很大的进步。

下面,我想谈谈对中国法学教育内涵的理解。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需要和什么打交道呢?我想,可归纳为四个:学法律,第一个要会跟法律打交道.第二个要会跟人打交道.第三个要会跟治国打交道;第四,我们现在学的法律是在市场激烈竞争下,法学教育、法学人才的培养也在激烈竞争中,所以我们还需要放在一个职业化市场的环境中考量。从这四个方面,才能够抓住法学教育的主要内涵。我们提到法学教育的际遇问题,我觉得实实在在地说,它就存在于这些要求是否得到认真对待之中。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在这些方面来理解和重视法学教育的开展,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进行很好的对待。

一、跟法律打交道的问题

学法律的人首先当然要学习法律,要学会与法律打交道。我常常想一个问题,法律人的性格是什么?法律人应该也有性格,每一个专业都有专业的不同。在今年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成立会上,台湾学者陈长文,也是有名的律师,送我一本书《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当然在这本书中,陈长文讲了台湾现在法律人的情况,书中有马英九写的序,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他当时报考法律,父亲坚决不同意,坚决要求他学政治学而不是法律学,父子俩的争论直到父亲的去世,30多年中谁都没有说服谁。为什么马英九的父亲不让他学法律而要他学政治学呢?因为他认为马英九“法治观念太强,司法性格太重,守经有余,权变不足。”我觉得这是对学法的人的很好的评论。法律条文是不能变动的,法律条文就像《圣经》一样,对于法律人而言,你只能服从法律,不能去变通它,变通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守经有余,我的理解就是法律条文遵守的太重。法律确实本身比较严格,法律的推理、法律的逻辑比较严密。法律人的性格就是“守经有余”,难免有呆板性。如果学呆了,在变通方面可能就不足了。政治家们要讲权变,政治家们要讲在斗争中随时化敌人为朋友,随时可以和另外一个人结合,没有永恒的真理,纵横裨阖根据政治的需要。

学了这么多年法律,我有时真正感觉到现实中法、理和情关系的复杂难清。某个情况可能是合法但不合理,可能合理不合法,也可能是合情。我的一个博士生在写论文时写到一个香港的案子,有一位富豪临终前,让律师给他做了14个信托文件,完全合理地逃避了遗产税,香港政府告他的继承人逃避遗产税,一审和二审香港政府都胜诉,到三审时香港政府败诉。法院判决道理很简单,就是律师做的十几个信托文件没有一个违法的,既然所做的法律文书都是合法的都是规范的,怎么能判他违法呢?虽然他的目的是逃税,但也不能判他违法。当然我们现在有另外规则,《民法通则》规定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法律行为无效。但是我们知道在英美法国家中信托本来就是规避法律的一种方法,这是法和理的矛盾。最近我又看到一个法和情的矛盾。美国有一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弱智的父亲把她的女儿养大,花了非常大的心血,非常爱她的女儿,女儿也非常爱她的父亲,但父亲是一个弱智,他的思想很简单,问问题很简单,回答问题也只能用弱智人的话讲话。而女儿的智力已经发展得非常快了,但是回家和她的父亲讲话只能用弱智人的语言。美国的法律规定这样不行,因为不利于孩子的教育和健康发展,要剥夺女儿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权利。理由是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为了子女的利益着想的话,那应该首先考虑子女的发展利益,不能考虑父女感情。于是有一位律师,千方百计去证明这应当是符合人伦精神的,基于人的至亲的感情,法律不能剥夺弱智父亲和自己唯一的女儿共同生活的权利。所以,我决不强调法律、学法律的人也是万能的。

从法学教育跟法律的关系来说,法律人应该如何学习法律呢?或者说怎么跟法律打交道呢?我理解是要把三个层次的法律学习结合起来:大体是从单纯的法律制度的培养,要过渡到法律理念的培养,还不要忘记对更重要的法律方法的训练和培养。

学法律,首先就是学规则或者说制度层面的法律。法律在表现形式上所体现的东西就是制度或者说规则。在许多国家的文字里面,规则、规律和法律其实是一个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学法律首先要解决规则学习的问题。法律上所讲的规则某种意义上说和自然界的规则甚至经济学的规则相通,人的认识和行为超出了规律是不行的。规则完善对我们国家的法治完善非常重要。这次十七大报告里面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体系基本完成,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我们在制度层面学的东西大体完成。

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后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学法律的时候没法可学。第二个时期是今天,已经基本上都有了法律的规定(如民法、刑法、诉讼法),但是法律变动很大,一部法律经过五六年、七八年可能就发生变化了。《公司法》算长点,10年也就发生巨大变化了。所以我们今天当老师的和西方当老师的或者过去当老师的有很大不同,我们老师的教案要频繁修改,因为中国法律制度变化太频繁。一个社会规则不断地变化也有好处,说明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改革,但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变动得过快,就不能发展成为人们真正的法律意识或者真正的法律秩序。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法律相对稳定的阶段,一部法律制定出来以后相对稳定了。当然也不是要像《法国民法典》那样制定以后两百多年稳定。从制度层面而言,我们将来要走向法律制度的逐渐稳定,到这个时候社会已经大概成形了,社会的规则已经大概稳定了。

我们需要学制度层面的法律,但又不能仅仅限于此。要把这些多如牛毛的法律全部背下来是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因此很重要的是要把法律按照它的理念去学习。过去学校讲课都愁没有法律可讲,后来法律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可能就有了一部法就开一门简单注释意义的课,最后人们已经感觉到这样来教学生不行了。我们是要教学生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但我们不能仅仅让学生去记住这些东西。甚至现在的司法考试也要变革,不是光让大家只知道去背法律规定,而是能够去运用。我记得1984年我第一次去德国,司法部那时候组成了司法教育考察团。当时了解德国的司法考试可以带法律文本,没有要求你把《德国民法典》都背下来。法律教育教给你的是碰到问题找到那个条文,而不是让你把所有的条文都背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想把法律当作理念去学习,本质说来就是法制和法治的区别,如果我们仅仅知道了法律制度而不理解法治的理念,实际上我们不能融会贯通法律的基本精神,宪法和宪政就是这样的关系。我认为我们这次十七大特别提出了要发扬法治精神,这个法治精神,我的理解就是法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学法律还不仅仅限于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我觉得还有方法层面,法律本身也是方法。法律或其学习的方法层面是指什么呢?我想是指处理法律问题,第一个要找出法律的依据,第二个要找出事实的依据。美国的法学教育很有意思,上课之前老师会让你去看很多书,或者去读不同的案例,上课的时候老师坐在那里,学生就开始讨论,各自发表意见之后让老师做结论,老师最后可能没有结论,老师并不是做出结论哪个对哪个不对,而是让学生自己学会处理法律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有一种方法是唯一正确的。在这个情况下,既然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要寻找一个路径,而这个路径可能有人绕远了,有人走了捷径了,也许有的人完全背道而驰了。最后教授会用自己的思路告诉你应该用什么样最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所以这种教学方法更加适宜,因为不见得过去的判例都完全能用,也许已经发展出新的判例了,也许又有新的事实、新的情况发生,也许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过去不曾遇到过的新的问题,或者过去有的现在变化了。所以老师培养学生的时候是把法律当作一种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作为一种方法是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

二、跟人打交道的问题

法律工作是和人打交道,法律规范人际关系,法律职业要应对和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人际问题、人际矛盾,显然不是仅仅运用法律知识就能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专业既然是在和人打交道,那就不仅凭借法律知识,而是应当同时掌握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妥当处理好法律问题的实际能力。人是最难掌握的东西,要处理好人的关系,解决好人的纠纷,需要掌握很多有关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包括心理学知识。所以法学教育中初学者的第二个矛盾,往往就是法律知识和人际能力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人文科学中都有类似的突出表现。一般来说,法律知识学习成绩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可能相对也高,但并不完全如此,可能在学校里你的分数很高,到外面你可能能力比较低,所以好的学校都是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当然有的人是自己去培养能力,但主要还是靠学校的培养。

与人打交道实际上是培养学生的能力问题。我们应该来看看世界各国是怎样在学校期间培养法律学生的能力的,大家知道美国的做法是,取消法学的本科教育,美国的JD项目是法学教育的起点,人学者必须至少在本科意义上完成其他任何一个专业的学习,其理念是:首先,学法律的人必须成熟,太年轻学不了法律,刚上大学的时候十七八岁,你怎么能够学好法律呢?法律不是那么年轻的人容易懂得的;其次,学习法律要有多学科的基础,已经学了其他专业知识再来学法律,融会贯通的理解就会好一点。我们国家现在也在争论是否要取消法学本科教育,我本人并不同意那种坚决主张取消法学本科教育的观点,因为世界各国真正学美国这种JD模式的并不多。但是,我也认为,美国人关于法学教育的思想是对的。我们可以考虑在一定的多学科起点上搞法学本科教育,清华大学开始的时候有点成功的创举,在学了两年的工科的学生里面选拔法学院学生,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有工科的思维又有法学的思维。中国政法大学也对外国语学院学生尝试,在学外语的基础上先学三年外语再学两年法律,毕业的时候同时拿两个学位,一个文学的学位,一个法学的学位,这样的话外语和法律的能力都得到加强。此外,双学士和法律硕士都试图从非法律的专业中选拔学法律的人才。这些都有美国法学教育的痕迹。

我们还需要讨论的是课程设置。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德国,seminar(讨论课)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法律的人不搞seminar怎么行呢!连苏联过去都有。在苏联的学习之中,我最推崇的就是seminar了,我觉得对我的思维训练最有效的就是seminar了。当然最害怕的也是seminar,听大课可以什么话都不用说,一到小课堂讨论就得发言了,而我们那时外语又差一点,就怕老师指着你发言。苏联的社会又很复杂,最怕的是房屋案件,因为有关房屋的法律众多很难找。我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事先准备好,找苏联同学看看适用哪个法律,然后seminar课一开始就主动出击举手,说完以后老师再过三堂课都不会再问了,到第四堂课的时候又开始主动出击了。我想这是对自己语言和能力的考验,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能力,光有知识是不行的,更难的是它的社会我们不了解。我有一个台湾的学生到我这里读博士,三年都在这儿,读完后他说,如果不了解实际社会情况,对中国大陆的企业法、公司法是学不好的。我看这个理解很深,光看书面的东西你是很难理解实际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想,中国政法大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太多了,一年招两千个学生,怎么适合实际能力训练呢?就以课堂讨论课为例,哪有这么多老师这么多教室啊?听说你们北航法学院每年本科生不到100人,今年才25人,我觉得太好了。只有小教学才能够出精品,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突然间一年翻番招生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永远是固定的数量。

美国的教学方式中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还有学习压力机制。我觉得工科最大的好处是有相当大的压力,要你交实验报告,要你搞设计,我们中国搞文科的特别是学法律的,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具体压力,反正我带着两个耳朵一听完了,没有试验和设计,即使实习也没有硬性指标。我很欣赏美国的法律教育,我们有的律师到美国去学LLM,他们说晚上不到一两点钟简直别想睡觉,因为老师事先指定你看几十页的书,你不看这些书去上课的话,老师讲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讨论什么问题也没法发言,你必须把指定的书看完你才有发言权,你才能来讨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和主观能动性。过去苏联的考试方式更有意思,苏联的考试方式都叫口试,从来没有一个笔试。口试真吓人,抽签,准备20分钟就到老师那儿回答。我觉得这种方式很训练人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应变能力。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法律实习怎么样,至少我在苏联实习的时候,到过法院和检察院,一般的法学院四年中就有两次实习,这样的实习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们现在也在争论诊所式教育如何,现在很多的学校都在搞诊所式教育,但是也有人对这种方法表示批评。那么中国究竟探索一种怎样的方式呢?我们不是判例法国家,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法律条文的准确含义,要是我们完全撇开了这种对于法律条文、制度理念方法这些东西,仅仅就案子来解决案子,似乎不符合中国法律状况。总之,我想我们学法律的,实际能力的提高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三、法学教育跟治国的关系

法律专业和其他的一些专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法律职业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职业或者说谋生之道,它还是治国之道。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学教育永远要把两者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律师有的时候过分考虑了谋生之道,律师也有不少出问题了,律师本身违反了治国的理念,但我们也有一些律师很注意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维护国家的法治。

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治国?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前些年马来西亚的原总理马哈蒂尔,当时是克林顿作美国总统的时候,马来西亚和美国的关系有点摩擦,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医生最适合治国,律师最不适合于治国。遭到很多人反对。马哈蒂尔本人是医生。马哈蒂尔自己的解释是:医生之所以最适合治国是因为治病和治国是一个道理,医生治病,首先要看病人的症状是什么,第二要从症状中找出病因,然后针对病的情况开药方,所以医生适合于治国,只要把医生的这套办法拿来治国绝对能够把国家治好。为什么说律师不适合治国呢?他解释说,律师是为赚钱,拿了当事人的钱当然要为当事人说话,既然是谁出钱就为谁说话,这就不是治国的道理了。这种解释当然有些牵强。从我们的实践来看,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家还是学法律专业的,美国总统中有一半以上是学法律的,那就更不用说在议会里面的议员了。他们这个学法律出身还是狭义的法律,不像我们现在把很多专业笼统都叫作法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加可以看到法律专业本身的重要性了。

我曾在2000年的一个法律论坛上发言,总的精神是谈律师要走向政治,我所讲的走向政治不是“讲政治”的那个政治,是律师要走向政治家,要走向治国。我到现在还始终认为,在我们国家,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能够影响国家命运的是政治家。政治家可能有好的,也可能有坏的,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对一个国家最起作用的是政治家,在所有的行业、专业里面,最能够影响国家命运的是政治家。

但是,政治家本身不见得是学政治学出身,我们应该看到能够影响国家治理的主要是四个学科,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这四门学科直接和国家的管理、国家的治理有紧密关系。在中国,政治学往往附属于法学,政治学拿到的往往是法学的学位。社会学往往融人到经济学里面,一起解决经济的社会问题。应该说,这四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政治学和法学的结合更加密切,也许这个问题是受了我们传统法学教育的影响。

50年代初期,就是从1950年到1955年这段时期,我们法学教育上的课,课本都是苏联的课本,我们没有讲自己的民法,我们讲的是苏维埃民法,我们没有讲自己的刑法,我们开的课叫苏维埃刑法,因为那时候法律是百分之百全盘学苏联。那时候对于原来在旧社会里面教过法律的,更不用说法官和检察官,一律都看作是旧法人员,如果当过检察官的都可能是反革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苏联的法律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国家和法律连在一起,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和法律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法律是不能够脱离开国家机器的,而研究国家的实际上是政治学,研究法律的是法学。北京政法学院的第一任院长钱端升教授,你说他是政治学家也行,说他是法学家也行,他是研究宪法的,而宪法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学中最根本的,是政治学中的基本问题,而我们现在都把他归人法学家了。我们一讲到钱端升就说他是著名法学家,而在过去来说,他是最著名的政治学家,是教政治学最好的。所以如何把政治学和法学区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有时候有点很粗浅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拿显学来说,撇开工科不谈,我们来看人文学科的四个专业,如果把它当作我们治国的四门学问来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治家是头脑吧,因为一个国家最后还是要政治家来抉择。法学应该是个良心吧,因为法学讲的是公平正义,法律的标志天平也象征着公平正义,法官最大的良心就是你的心中只有法律作为公平和正义。经济学家好比双手,经济学家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能够使社会经济发展,能够使人民富裕起来,能够使一个国家产生最大的效益,经济学家主要讲效益就可以了。有人说经济学家是把蛋糕做大,法学家的任务是把蛋糕切好,也有一定道理,当然不能说法学家就只管切蛋糕。而社会学就是把你的脚跟踩在平民的草根的阶层里面,理解他们的痛苦,理解他们的要求,植根于社会的底层。

    治国之道应该就是强国之道,今年我们中央电视台放映了《大国崛起》,曾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也引起了讨论。《大国崛起》暗含了我们法律人如何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只要我们学法律,我们选择了法律,等于说我们就是选择了要为中国的强大、要为我们大国的崛起而努力。你们现在的这一代是没有国家屈辱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20世纪前50年,每一个人都在想中国如何才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状态,如何成为强国。但究竟什么是强国,我想可能从理解方面也好,或者说从选择的道路也好,都有所不同。我记得《大国崛起》这个影片里面讲了从三百年前到现在这些大国崛起,开始是葡萄牙、西班牙,后来是荷兰、英国,然后又有德国、日本、俄罗斯,乃至于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本身在大国崛起里面所扮演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英国的崛起是依靠市场,立足亚当·斯密讲的自由和竞争,国家放任不管,完全靠商人,甚至到别的国家,也是靠公司来侵略,包括一百多年前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到中国来,国家也是在背后。但是到日本、德国、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特别是苏联的时候,现代世界里则又有一种大国崛起的模式,那就是国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在我们的教育,从50年代开始我们学的就是国家无孔不人的干预,国家要干预经济,国家要干预社会,国家要干预家庭,国家要干预婚姻,国家要干预生孩子,在过去工作人员谈恋爱结婚都是要经过批准的。所以我说我是第一批公派留学法律的,那时候哪有私人留学啊,就是国家公派,国家意志,国家分配,让你学法律你就学法律,让你学哪个你就学哪个。我当时参加工作以后在团市委工作,团市委让我主管体育,当时我们正在搞苏联的体育锻炼标准,有人说你干脆到苏联学体育多好,我说我真想去学学体育,但是不行,国家规定学法律就是法律,不能搞什么个人爱好,一切都是国家意志。今天各位都是自己志愿学习法律专业的,将来工作也是按照你自己的意志去选择。我们过去国家干预太多了,现在我们走向了市场的自由。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市场的自由和秩序又怎么样呢?我前不久参加了一个会,是中小企业协会的讨论,会长给我一个资料,他说就世界现在的统计,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中国经济发展连续这么多年百分之十以上,甚至最低也是百分之七八的增长,那简直是不可想象啊!但是中国的市场秩序的排位在世界上排在第一百二十位左右,那就是中国的市场秩序的混乱,市场秩序里面的欺诈、商业贿赂等等这些问题非常严重。

强国的标准我认为就是三个东西:一个是经济强大,不仅是国家经济强大,私人经济强大也要讲的;第二个是政治民主;第三个就是社会公正。我想我们追求的这三个东西应该是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只追求经济上的强大,我们可能速度发展得非常快,但是如果我们社会不公正怎么办呢?我们政治制度不民主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法律恰恰是这三者最高统一的一个部分,市场经济里面怎么能够给与市场主体的自由,同时又做到建立很好的秩序呢?回答是靠法律,没有法律不行,法律能解决自由和秩序之间的冲突,法律能解决民主和政治制度的问题。

谈到民主和自由,我觉得我划右派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我当时刚从苏联回来,是国家派的第一批留苏学法律的,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派到苏联的,怎么在苏联学完5年后变为反党了?当时教研室很多人想不通,说江平这样的人怎么会居然回来组织在大礼堂讨论,江平这个人怎么会从党培养的变成反党的?那时候真是热烈讨论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的反党就是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两个原因:第一我上的高中是教会学校,那是英国教会学校,上的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所以把我的思想很容易地和英美的民主自由制度连在一起了,而当时我们又大力反对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最害怕这些自由民主主义者。这样,我长期以来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要讲民主,不要讲自由,不要讲平等吗?为什么一讲自由就是西方的,你就是受了资产阶级影响?一说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一说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讲人权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我在七届全国人大时是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当时讨论香港基本法。在宁波组讨论时,有的人大代表来自草根,他们问的一些话可能很牵强,但也很有趣。有人就说怎么香港居民这么多自由啊?他们可以自由这样自由那样,怎么我们没有啊?有人说那是一国两制嘛,他们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那问我们社会主义要是有这么多自由不就更好了吗?那个时候,法律界讨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去境外旅游问题,我们现在可以随便到国外旅游了,那时候有一条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到国外旅游的,一旅游跑了怎么办呢?那时候连旅游的自由都没有,但现在我们都有了。

我觉得从国家发展来说,政治的民主,经济的强大和社会的公正,这三个东西不能缺一。其中,社会公正特别需要法律来解决。究竟第二次分配怎么来解决呢?我在1987年的时候,到比利时的根特大学讲学,当时有个教授问我中国有没有遗产税?我说中国没遗产税,房子也没有,汽车也没有,有什么遗产税啊?没想到这个教授非常的惊讶,说世界上居然有国家没有遗产税!这么美好的国家,让我们死在中国吧!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那我就问他遗产税缺位为什么可怕?他说遗产税完全是杀富济贫啊,越富的人遗产税的累进税率越高。无产阶级当然不要也不怕遗产税,因为他没有遗产,或者说财产不多。我和昊敬琏教授搞了一个民办的法律经济研究所,有一次对话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吴敬琏教授还插了我一句话:他说英国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曾经遗产税的累进税率最高达到105%,。我就吓一大跳,说这105%怎么征啊?昊敬琏教授说,那就是倒着向你征啊,因为你富嘛!那为什么非得死了以后让子女去继承,生前赠与他不是完了吗?吴敬琏教授说,你可不知道,这赠与税和遗产税永远是同税率。所得税是劳动所得,税率要低,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不劳而获,所以税率要高,而且要累进,越富的人税率越高。这些钱拿来让那些过不了体面生活的人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至少像人一样地有尊严的活着。大家说中国要没有这样一套制度怎么行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要靠法律的杠杆,税是法律的手段,税法专家在很多国家都是了不得的,懂税法的专家在美国很专业,赚钱也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是和治国联系在一起的,强国之道也是和法律联系在一起的。

四、法学教育和职业化市场的关系

现在法学教育本身不能说是产业,但是我们的招生和就业都和职业化市场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市场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增加,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现在法学大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市场的需求。虽然现在有人说法学毕业生已经太多了,就业困难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法学教育的发展。我想,到过美国、日本、台湾的人都知道,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文科中法学是第一选择,我们国家相当长的时间法律并不是,外语、外贸、经济管理这样一些专业可能更受欢迎。但现在我们越来越看到,或在一些省里面可以看到,法律往往是第一选择而且分数很高,在文科里面几乎是第一。

我们现在设法学专业的学校已经超过600家了,学生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现在已经面临着竞争的激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学教育所培养的人应该是具有竞争力的人,而不是没有市场能力的书呆子。现在世界各国评价一个国家首先要看它的竞争力,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是第一,但中国的竞争力不见得是第一。北航法学院的学生也要考虑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的因素是什么呢?应该就是两个东西:第一看你的原材料的好坏,也就是你人学时候的成绩,这在任何国家都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学校的师资、学校的培养,对你的施教,对你的加工,能不能在你原有好的基础上再提高一点。也就是说你能不能考进一个好的大学,在美国进了哈佛或者耶鲁,或者在法学里面进人了10个常青藤,那说明你已经得到了锻造机会。如果学校的师资不够,可能会把原来很好的一块原材料造就了庸才,但是如果学校的教育好师资好,可能就会把原来的一块材料搞得更加出色更加辉煌,所以这二者都很重要。当然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个人的努力、奋斗。

我们现在本科教育培养的人才,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通才。刚改革开放时,中国政法大学就争论一个问题,本科培养的学生是什么呀?过去我们一直提本科培养的是专业人才,专业人才并不等于专家。现在就业竞争虽然很激烈,但就业面应该说是相当广的,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特别强的政治学或者行政学,法学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政治学甚至到行政管理,所以我们可以去公检法,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去国家机关,我们也可以在企业,也可以在基层。在西方,很多国家法律毕业生还欢迎做社会服务的志愿人,可以到监狱里去,也可以到社会的基层搞辅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的几乎每个角落、每个层次里面都能容纳作为通才的法律专业。进人国家机关相对难一点,因为有一个公务员考试;进人法院也有难度,现在进人最高法院一般是从基层选拔,过去我们还可以有大学毕业生直接进最高法院,现在这条路几乎很少了,这也对,法院还是应该从有经验的基层法院的法官中来选拔。

对于从事法律的人来说,最一般的选择当然应该是律师。只要通过司法考试后能够完全通过自己去就业的那就是律师。我们知道美国有两种职业最吃香,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我国台湾地区也是这样。当律师收人很高,而且完全是靠竞争,虽然先占的律师们有先发的优势,把好的岗位都抢去了,但是后发的也有后发的优势,后发的优势在于前人的积累可以避免使你再走弯路,特别是现在急需高精尖的律师。我们现有13万律师,比美国少多了,能够在国际领域中参与竞争的律师更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容纳余地。而且律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过渡,有些职业很难过渡但是有些职业容易过渡。有的律师干着干着,就成企业家了,自己开公司了.有的律师去大型的企业当首席法律顾问了.有的律师去了法院,现在法院鼓励从有经验的律师中选拔法官.也有的律师可能到国家机关从政去了。也有的律师干得好了以后想到学校当老师了,律师到学校也很好,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美国很多学校的著名教授是从律师过来的。

我们的职业的选择应该是多方面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还需要在职业化市场上推销自己。我想既然讲市场,而你又是一块好玉,你不能光自己认识自己,还要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在学校的时候,我很鼓励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多参加一些学术团体的活动,不仅学生会,还有各种团体,通过团体的组织工作让别人认识自己。有人在学校4年是很不错,但默默无闻谁也不知道,自己很欣赏自己,确实不错,但是没人知道。

无论如何,给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讲也好,给别的学校的学生讲也好,在职业化道路上,我非常希望学法律的人将来能够走向政治,走向政治不是说让你们一心一意迷恋着当官。中国需要一批优秀的国家管理人员在各个层次,历史必然要把学文科的学法律的逐渐推向中国的国家管理层次,一些要进到越来越高的层次,甚至到最高级。谁也不能预见,我们北航法学院二三十年之后不会出这么一个法律政治家。我想这对于法学教育来说,意味着肩负更大的责任。当然二三十年后中国什么情况变化也很复杂,但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真正深刻懂得法律的人来参与政治管理,这个问题应该说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我们应该看到,从历史和际遇而言,我们的法学教育有越来越广阔的前程。我也祝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法学院,你们之中有不少我认识的老师,有在中国政法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现在龙卫球教授也来了,他是我的博士生,到这里来当院长,一下子又引进这么多人才,有声有势,气氛很好。我刚才说了,中国最早时法律教育模式学前苏联,在办学上以几家专门法律院校为主。在这种框架里,只有一些著名的综合大学,其法学院能够获得发展,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这种体制在80年代底开始松动,到目前这种苏式办学体制已被完全突破。首先是一大批师范院校,然后是一大批财经大学,纷纷办起了法学院。再到后来,几乎有条件的大学都办起了法学院.大大小小有600多所。后来发展的许多法学院,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但也有许多难以突破办学瓶颈,或者基础比较薄弱,在学校其他优势学科的夹缝中求生存,或者往往偏科比较厉害,主要是财经、经济法方面的居多,难以产生一种整体效应。我们从前一段看到,有一批著名的理工大学也开始办法学院了,第一个是清华大学,一下子就成功了,后来又有了你们北航和上海交通大学等,都办得有声有色。著名工科大学来办法学,有它的特色和独特优势,它把工科的严谨和法律的严谨结合,法律的严谨和工科的严谨终究还是两种不同的严谨,但是这两种不同的严谨结合在一起,却有独特的效果,给人一种全新的视野。我今天在北航法学院看到了这种氛围和前景。所以借这个机会,祝我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法学院办得越来越好!

(本文系作者2007年11月21日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学大讲坛”上所做的讲座。整理人:刘蔑呈)

 

 

改革开放三十年法学教育的发展及其当前改革

贾宇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摘自《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明确了一定要靠民主和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法学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程,在依法治国、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推动下蓬勃发展,在法律人才培养、法学理论创新、法律文化传承和推动国家法制建设等方面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年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三十年来中国法学教育所走过的历程,分析和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认清形势,推动改革,对法学教育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的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恢复重建、探索前进和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下进一步深化改革三个阶段。

(一)1978年到1992年基本上是法学教育的恢复重建阶段。这个时期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要在几乎完全空白的条件下迅速恢复和重建中国的法学教育,解决没有法律院校,师资、图书和设施奇缺,如何千方百计弥补“文革”欠账的问题。在法学教育机构建设方面,中央明确提出要“恢复法律系,培养司法人才”。1979年中央在关于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文件中指出:“过去撤销的政法院校系和政法、公安院校应尽快恢复起来。有条件的文科大学应设置法律系或法律专业。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需要,逐步建立各类政法院校和司法、公安干警学校,举办多种形式的训练班,培养各种专门人才,轮训现有的司法、公安干部。”同年恢复设立司法部后,又把承担培训政法干部和办好政法院校确定为司法部的两项基本任务。197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率先恢复招生;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 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3个政法学院恢复招生。1981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和司法部向中央上报“关于恢复中南政法学院的请示报告”,随后中南政法学院恢复重建。1983年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北京政法学院基础上建立中国政法大学。到1983年底,全国已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31所综合大学恢复设立了法律系或法律专业。五所政法大学被占的校园以及师生宿舍、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等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和建设。

在法学师资和法学教材方面, 1983年全国仅有27名法学教授,且大多年龄在65岁以上;法学副教授有117名,年龄也大多在55岁以上。在采取归队政策、输血政法和毕业生优先补充的同时,司法部组织开办了“全国法律专业师资进修班”。从1980年到1990年间共举办了将近20期各类的师资培训班,培训各类法学教师八九千人。到了1993年,全国法律专业教师已达9300多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500多人,其他具有高级职称的约500人。而法学师资队伍建设,与我国学位制度的创立和发展分不开的。1981年我国制定和实施了《学位条例》,到90年代初,全国已有26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获得了法学专业硕士授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还先后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授权。从1987年开始,我国自己培养的法学博士开始源源不断地充实到高校法学师资队伍中来。从此,一批青年法学才俊在法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为解决教学资料短缺的问题, 1980年司法部和教育部共同成立了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全国300多位专家、学者编写了“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30种,配套教学参考资料10种,共约1600多万字。这套教材体系完整,科目齐全,内容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法学教学和研究的最高成就。此外还编写了“简明法学教材”15种,以满足成人培训的需要。与此同时,有些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单位还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法学研究资料,编写辞典或法规汇编等工具书,如1981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的外国法律系列丛书,1981年法律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民诉组和北京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民诉组合编的《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共七册,等等,极大满足了教师备课和研究工作的需要,为法学教育的传承和重新起步奠定了重要基础。法学院校主办的法学类报刊和普法类杂志也在陆续复刊或创刊,成为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在法学教育的恢复过程中,还初步总结和探讨了法律人才培养观念和培养方式方法的问题。1983年底到1984年初,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全国高等法学教育工作座谈会”,肯定了“文革”结束后“积极发展多层次、多规格、多种形式的高等法学教育”,在大批培养后备力量的同时,大力培训在职干部的实践经验,并把它作为今后发展高等法律教育的基本方针确定下来。同时,还对政法院系分工、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规格、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培养法学师资、教材建设、科研工作、图书资料、招生管理以及加强政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发展设想提出了具体意见。从那以后,法学期刊和报纸上讨论和介绍法学教育改革的文章越来越多。一些政法大学还创办了专门的法学教育杂志。全国许多高校还经常举办研讨会。法律教育研究呈现出活跃的景象。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到1993年,全国已有135个政法院校或专业,培养法律专业毕业生5万多名;当时除了法律专业外,还增设了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犯罪学、刑事侦查、劳改管理和司法管理等专业。1985年首次增设了环境法学、知识产权两个第二学位专业。

这一时期的法学教育完全是在遭受“文革”毁灭性破坏后的条件下重新起步的,一方面要克服起点低、基础薄弱、条件差的重重困难,另一方面又要满足建设民主法制实践需要。特别要提到的是,老一辈的政法工作者和“文革”后幸存下来但专业上已经长期荒废的一批老法学家们不畏艰难、努力奉献,为恢复法学教育做出了值得永远记忆的贡献。

(二)1993年以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基本方略载入《宪法》,法学教育在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双重推动下,开始了进一步探索和发展前进的阶段。这一阶段,法学教育的指导思想逐步由“小政法”到“大政法”进行转变;人才培养由解决法律人才“青黄不接”到为政法队伍建设服务,为社会各行各业服务的转变。

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对审判和检察人员提出了“法律专业知识”的任职要求。1995年通过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又进一步强调了法官和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要求必须具有高等学校专科以上学历才能担任法官和检察官。同年,初任审判员和初任检察官资格的全国统一考试开始实行。这标志着政法队伍建设开始向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它对高等学校的法律人才培养工作也无疑提出了新的挑战。1996年初司法部又一次召开了全国法学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对法学教育今后的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办学模式、层次结构、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经费投入等诸多深层次的具体实际问题做了政策上的论证和探讨。

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 1997年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为全国法学院校建立了一个规范办学行为,加强指导、管理和监督的工作平台,并开展了一系列推动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的工作。特别是按照“宽口径,厚基础”的专业设计原则,将原有的法学、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环境法、犯罪学、劳动改造法、刑事侦查、律师等专业合并为一个“法学专业”;在此基础上,又设计了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14门“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编写了新的教学指导纲要和教材。这项改革自1999年7月起在全国统一实施。1997年还颁布实施了新的学科专业目录,为指导研究生培养和高校开展法学学科建设工作提供了新的依据。

这一时期在探索和实践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做出的一个重要尝试,就是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3次会议批准在我国试办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这一制度是为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需要和借鉴美国法学院教育模式而设立的。至今全国已发展有80个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成为提供法律人才的一条重要渠道。

(三)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大背景下,法学教育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招生规模扩大、重点学科建设,特别是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实施,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世纪之交,我国的高等教育随着高校的合并、划转和调整而发生了变化,全国的法学教育资源也在高校学科建设的竞争中分化、转移和重组。随着办学投资体制的多样化以及民办教育的兴起,促使法学专业迅猛增长,法学专业学生,进而是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规模都成倍地增加。高校贷款问题、新校区建设问题、毕业生就业问题、学科专业资源相互竞争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高等法学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政府、行业组织和高校都积极探索和实施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各种措施。教育部于2001年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 2003年又启动并实施了“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旨在把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具体开展了评选高校教学名师、启动“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开展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落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万种教材建设计划”、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启动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和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等措施。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02年完成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的重大课题研究,出版了研究报告。同时研究制订了“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方案”,提出了法学教育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指标体系,为开展法学本科教学评估提供了保障。广大高校也在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各种民间性法学学术交流活动和中外法学教育交流活动也异常活跃,如2000年以来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法律诊所训练项目,目前已经吸引了全国50多所法律院校的参加。2006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性培养方案》的修订颁布以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规范》的实施,标志着法律硕士教育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法律硕士教育在司法改革和法律职业化建设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日益受到重视。

这个阶段对法学教育发展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根据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对于分别对取得律师资格和对从事法官、检察官任职资格的考试合而为一,规定在同一时间并按照同一内容进行考试,最终按照同一标准确定考试资格。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在促进司法工作职业化、专门化的同时,也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关系问题迅速成为法律院校、司法界和有关管理部门关注的热点。这些问题目前仍在热烈讨论和争议之中。司法考试在依法治国中的定位,司法考试的性质、公正与质量,法律职业素质考核及其试题设计,考试模式设计及相关政策制订,通过考试后的职前培训,考试与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统一考试与基层和西部地区法律职业队伍建设等问题,都直接涉及法学教育的改革。法学教育如何适应司法考试的现实要求,如何重新定位法律教育的目标和使命,目前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随着法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法学教育研究的深入, 2001年底成立了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与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一道每年召开一次工作年会,共同研讨和交流法学教育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几年来相继研讨了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与中日韩法学教育改革、新世纪的法学教育与续职法律教育、法学教育质量工程等议题,极大促进了法学教育的研究。2007年由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法学教育研究会、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和曾宪义法学教育和法律文化基金会共同设立和组织了“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以鼓励法学教育研究的开展。

这一时期,我国法学教育界与世界各国法律院校的交流与合作能力明显增强,从1999年起,先后举办了中美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中欧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暨法学教育研讨会、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亚太法律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中美法学院院(校)长会议、中澳百所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中国———非洲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论坛等一系列高水平、高规格的大型国际性法律教育大会, 2006年12月教育部法指委与美国法学院协会共同发起成立了“中美法律教育联合委员会”。此外,全国各个法学院校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更是不可胜数,表明法学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已经走向全面发展时期,中国法学教育正以新的形象走向世界。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推动下,我国的法律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最近的统计,全国目前已有615所普通高校开设了四年制的法学本科专业, 34所高校设有法学或知识产权法第二学士学位点,在校法科学生至少在30万人以上;有106个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点; 80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 35个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点; 19个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央党校、10余所军事院校、40余所民办高校、覆盖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和附设在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自学考试等机构,都开办有专科和本科层次的法学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其在各省的分院,全国184个公安、警官类专业布点在培训政法实际部门人才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我国政法队伍的学历结构,从1980年代初期大专以上毕业人数仅占总数的3%,提高到目前全国法院系统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总数的51. 6%,全国检察院系统占62%的水平。法律教育的发展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国成为世界上法律教育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通过30年的努力,基本上建立起了布局、结构、层次比较完整,规模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法律人才培养体系。

二、中国法学教育改革面临的形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恢复中迅速发展。这也是一个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和不断加以解决问题的过程。当前,我们要清醒冷静地认识到,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层次、结构上的矛盾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为法学教育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挑战。

2007年12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改革政法院校招录、教育制度,推进政法干部工作正规化、规范化,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干部队伍。”2008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政法机关必须更加注重从源头抓起,改革政法院校招生分配制度,建立符合政法实际、具有政法特色的教育、培训与考核、奖惩、晋升相结合的长效机制。”6月25日,中央政法委会同中组部等11个中央部委,联合下发了《2008年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今年的改革试点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定向培养。试点班一律采取定向培养方式,报考即定向、定单位,学生在校期间免收学费,并由国家财政拨付生活补助费,毕业后到定向的西部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基层政法机关工作。

第二,二考合一,司法考试单独录取。即采取入学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一次通过的录取方式,研究生和本科生定向到西部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基层法院、检察院的,在校期间参加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实行单独的取得资格政策。

第三,定点培养。今年试点计划招录5160名学生,其中法院系统320人、检察系统240人,由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五所政法大学培养。中国政法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分别承担40名法学硕士培养任务,西南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分别承担120名法学二学位学生培养任务,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承担80名法学二学位学生培养任务。其余4600名定向公安和司法行政系统的学生,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20所公安类院校培养。

我们认为,法律教育界人士应对目前进行的政法院校招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予以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首先,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为了落实这项改革,中央政法委会同10个部委联合下发实施方案,涉及干部管理有中组部、涉及编制问题有中央编办、涉及公务员考试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涉及学历文凭有教育部、涉及经费保障有财政部、涉及司法考试有司法部、涉及招警生源有解放军总参谋部、涉及用人单位有最高两院和公安部,可见中央的决心很大。

其次,这项改革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从政法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来说,一是整体素质还不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进人机制有问题,急需的优秀人才进不去、留不住,非专业凭关系进去的一些人员占据了不少岗位;二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法机关严重缺人,招不去,留不住。这次的招生计划中有蒙、汉双语本科班,维吾尔、汉双语本科班,藏、汉双语本科班,满足现实紧迫需要的针对性很强。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来说,这项改革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退役士兵和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尽管今年只招录5160人,改革全面铺开后每年也只能解决几万人,吸纳的量有限,但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

从解决法律人才培养和使用脱节的问题来说,这项改革是从人才使用的立场,对政法院校的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现在全国有600多所大学开办了法学院(系),法学专业在校学生接近30万人,却未能很好地解决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奇缺的问题,我们法律教育界不能不做应有的反思。而现行的改革试点方案,显然并没有从我们大学法学教育的既成格局出发,而是从缺什么人就培养什么人的订单培养立场出发来启动的。

第三,这项改革对于司法体制和法律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一系列问题都将不可回避的提上议事日程,例如, 14个省、区(除广东、山西,其余都是西部省份)试点和全国的全面推开是什么关系?基层政法机关定向培养,上级政法机关怎么进人?如何处理东西部政法机关在人才需求上的差异?改革院校和未改革院校的关系是什么?政法机关人才需求和政法院校人才培养之间如何衔接?如果按照目前改革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走向订单式培养,那么,目前中国的法律教育界,不是面临着重大的改革和变化吗?

三、对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建议

关于大学法律教育的目标导向应该是什么,法律教育界的领袖和精英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主张大学法学院不仅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还要培养政治家、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等更高层次人才的观点,也有主张大学法学院是为了普遍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见解,都是有道理的。不过,以我个人的理解,大学的法律教育,还是应该以法律职业为基本的目标导向。其一,国家拿钱办法学院,当然首先是要满足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才需要;其二,家长拿钱以及学生选择读法学院,大多绝不是仅为做一个懂法律而不从事法律职业的高素质公民;其三,政治家、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恐怕也不是仅靠大学几年的教育就能培养出来的;更大的问题是,即便我们的法学院培养出了几个政治家、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于并没有成为“家”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我们设计的目标导向对他们是否公平?有人担心,如果明确以法律职业为法学院的培养目标导向,就会使大学法学院成为司法考试培训班,成为培养法律工匠的地方。我们认为,如果高素质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就是法律工匠,我们不应该为培养了这样的工匠而自豪吗?今天我们优秀的政治家们,昨天不都是木匠、铁匠、教书匠吗?何以见得明天优秀的政治家们,就不能来自于我们今天培养的法律工匠呢?

为了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管理体制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这里提出几点意见和建议:

第一,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和管理职能。法律教育以法律职业的存在和需求为前提。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法律人才培养活动都不能摆脱法律实际部门的指导和管理。我国封建时代司法官的训练和管理即归属“大理寺”或“刑部”等司法机关;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法官和律师等法律人才的培养体系也都是以司法机关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并由司法机关调控法律人才培养的数量、规格和进入法律职业领域的条件要求。

我国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行由政法部门管理或政法、教育两部门交叉管理法律教育的模式。但1999年高教体制改革后,虽然强调“共建”,但实际上,除极少数警官类高校、政法成人高校以及法律硕士教育、司法考试等事务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管理和指导职能大为削弱。我们建议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教育部和有关政法高校领导和专家组成“法律教育指导委员会”(类似美国的ABA),下设教学指导、考试、质量监督与评估等若干专门机构,统筹规划和指导全国的法律教育工作;委员会常设办公机构设在政法领导机关,充实管理干部,加强和严格规范管理;其管理权限划分办法由教育部和政法部门协商确定。该委员会与现有的“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应当相互配合和协调工作,从而建立起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管理工作机制。

第二,将全国“五所政法大学”划归中央政法部门统一领导,建立以“五校”为主干的政法人才培养基地。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上个世纪50年代按照全国大区均衡布局的思路创办的应用型政法人才培养基地,曾先后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管理(个别学校曾一度与教育部交叉管理),为我国各级政权建设和发展民主与法治培养了大批人才,也形成了我国相当长时期内无可替代的优质法律教育资源。1999年后,“五校”中有三校划归地方管理,地方政府缺乏为全国办学培养大量法律人才的积极性,事实上,包括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内的“五校”法律教育资源,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和浪费。为集中优质法律教育资源为全国各大区域培养政法人才,可将目前分属不同管理部门的五所政法大学重新收归政法部门统一领导,重点承担起职业型法律人才培养的任务。

第三,优化法律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建立基本统一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可暂时保留目前全国高校的四年制大学本科法学专业教育。实行教学研究型法律人才和职业型法律人才培养分类管理的办法,控制法学学术型各学科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真正把法律硕士教育作为培养政法实务和社会管理等部门需要的法律专门人才的主渠道。改革法律硕士入学考试科目,以“职业综合素质测试”代替目前的法学综合考试。鉴于目前法律硕士教育的扩大和法学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已经严重萎缩的情况(按照现行规定,介于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之间的双学位学历,其人事和工资待遇相当于研究生班,目前几乎无人报考);为简化法律专业学历层次认定上的复杂环节,应当立即停办法学第二学士学位教育。

应以法律实务为导向,进一步深化法律专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在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不少政法院校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从2003年起就开始调研并推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计划改革,缩小法学硕士招生规模,扩大法律硕士招生规模,按社会需要开设法律硕士专业方向,成效显著。又如中国政法大学,经过认真调研和努力,从2008年开始招收“4+2”六年制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在这方面首开先河。我们西北政法大学,近年来明确提出了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管理体制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办学思想,在加强法律实践教学,引入法律实务教学资源等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探讨,主要包括:积极推荐法学教授到实务部门挂职锻炼,并出台了《教师受聘兼职法律职业岗位管理办法》,要求法科青年教师必须具有在司法实务部门一年的全职工作经历;全面修订了法科硕士研究生教学培养方案,安排所有法科研究生到人民法院担任6个月的见习法官助理,要求取得6个学分的司法实务训练课程成绩;聘请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司法专家担任研究生实务导师,对法律硕士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把法庭论辩赛和模拟法庭教学正式纳入本科生的教学计划,我校的法律诊所教育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官员的高度评价;建设了六个可以进行不同规模审判的模拟法庭,每个月都邀请法院带案件来学校进行实际审判;等等。这一系列措施,已经在法科学生的能力培养方面显现出显著的成效。

第四,建立二段式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模式和通过考试后的职业培训制度。把目前每年一次的司法考试改为二次考试,凡受过大学本科法学专业教育的,均视为通过第一次考试,经过审核后直接进入第二次考试;应届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直接进入第二次考试,并大幅度提高法律硕士毕业生的考试通过率(不低于70% )。仿照法国国家法官学院办学模式,将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及其分院定位于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主要承担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的职能;并根据全国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建立以五所政法大学为主干的岗前培训基地,要求凡进入政法机关从事法官、检察官职业的,必须在通过司法考试和录用考试后经过为期一年的职前培训。

第五,加强统筹和完善全国法学学科、专业布局的工作力度,填补西北五省法学博士学位点的空白,改变西北地区政法系统几乎没有法学博士的状况,为培养扎根西部的高级政法专门人才创造条件。这是涉及国家法学教育事业全局利益的话题,应予重视。

 

 

 

中国法学教育方式及其路径选择

戴龙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师,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博士

(摘自《高教探索》2009年第2期)

 

一、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培训的关系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培训是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法学教育是指通过系统的法律课程学习,为可能从事与法律职业有关的工作而提供的法律基础教育。法学教育一般是指大学法学教育,但是法学教育并不只限于大学。为实现特定目的针对社会一定阶层的人群开展的法律知识讲座,对一般市民进行的法制教育,对在职工作人员进行的法律培训,以及对新法施行时进行的法律宣传普及活动等等,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法学教育。准确地说,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是有区别的。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体系性、原理性和批判性的特征,以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为基本要求。法学教育并不必须以忠实于现行法为原则,还可以对现行法进行评价、批判和重构,成为推动法律发展的动力。但是,法律教育则以现行法为基础展开,其基本要求是严格性、统一性、操作性和保守性以及消极主义原则。因此,法律教育强调的更多是一种法律实务教育,是对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人员的教育。

关于法律职业,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说法。法律职业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被称为“法曹”,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三种职业,又称为“法曹三家”。因此,“法曹”的原意就是司法官吏,按现代的标准是对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这三种职业的一种概括。我国因为建国以后长期不存在国家统一选拔、培训的法律职业,法律词汇中没有用于表述法官、检察官与律师这三种职业的共同称呼。我国实践中有“法律工作者”的说法,但是对于“法律工作者”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一般来说,立法者是不应该包括在法律工作者或者法律职业之内的,立法者属于政治家的范畴。警察、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质量监督员等属于行政管理人员,也不应包括在法律工作者的范围内。我国的“法律工作者”不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还应该包括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仲裁员、人民调解员、治安保卫人员等在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展开,“法律家”作为描述“法曹三家”的一个词汇经常出现在一些书籍和学术刊物中,本文即采用“法律家”这一提法。

法律职业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形式首先在欧美国家产生,“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之一是法律的施行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这种专职从事法律活动的人群被称为“法律家”。法律家要求从事法律职业的人要精通法律知识,熟悉法律操作程序,具有对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以及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等法律素养。法律家对于其从业者的内在要求推动了专门以讲授法律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的出现,这样法学教育就应运而生,大学法律系是法学教育的载体,但是大学的法学教育并不能完成社会对于法律家所提出的高要求。近代以来欧美国家在大学之外还建立了特有的法律职业培训制度。亚洲国家实现国家独立之后,为了尽快地发展经济,建立欧美式的法治国家,纷纷效仿欧美国家建立了本国的法学教育以及法律职业培训制度。

二、各国法律职业培训制度的模式划分

欧美国家的法律职业培训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以德国为代表,实行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制度,法律家的基本形态以法官为主。大学的法学教育只是法律职业培训的第一个阶段,大学毕业前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后还要经过两年的司法研修,司法研修结束后要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才能获得进入法律家岗位的资格。这种两段式模式的特征是由国家组织统一的司法考试,国家对合格者出资进行司法研修;法律职业培训带有很强的国家主导、公共利益的性质。司法研修的中心任务是培训法官,但参加研修的学生在研修结束后可以选择成为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亚洲国家中,日本和韩国都实行这一制度。

第二类以英美为代表,法律职业培训以培训律师为中心。律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其培训过程由社会来承担。以美国为例,其法律职业培训是由各大学法学院(law school)承担,全美国大约共有180所法学院。法学院的入学条件需要本科毕业,但是并不限于法律专业。在法学院接受三年的法律教育是取得律师考试的前提条件。律师考试由各州的律师协会举办,考试合格后即获得律师资格。美国不存在司法研修制度,法官和检察官都从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律师中录用。因此,英美的法律职业培训的典型特征是以培训律师为中心的“法律家一元化”模式。

第三类以法国为代表,法官及检察官作为司法官吏由国家进行教育培训,律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由律师协会承担培训任务。在法国,从事法律职业虽然要求受过大学法学教育,但事实上没有受过大学法学教育却从事法律职业的也大有人在。一般情况下,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如果想成为司法官,需要通过国立司法官学院(E.N.M)的司法考试,合格者经过31个月的研修后就作为正式的司法官录用;如果想成为律师,则需要参加各地区律师研修中心举行的律师考试,合格者经过一年的研修后参加律师合格证考试(几乎100%合格),再经过两年研修后作为正式律师进行录用。这一模式事实上处于德国模式与英美模式之间,既不存在统一的法律职业培训过程,也没有作为法律家一元化的制度基础。这一模式在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我国台湾地区原来也采用这一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间资金、技术以及服务流动的加剧,为了确保本国的竞争力,各国争相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一场以建立“善治(googovernance)”为目的的改革摆在各国政府面前。为了构造一个“善治”的社会环境,发达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推行公共领域的民营化和放松管制改革,在“法的支配”(rule of law)的理念下强化规则的预见性、加强司法解决的力度,促进“事前管制型”社会向“事后监督型”社会的转换。面临国际间经济贸易争端的增加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一体化的冲击,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加大对法律职业培训的力度,扩大律师的数量与作用范围。例如,德国早在1998年的各州司法部长会议上就有专家提议将法学教育与司法研修的两个阶段进行整合,缩短司法研修期,将大学的法学教育目标确立在学习法律知识、培养法律运用以及判断能力上。我国台湾地区在1999年的“全国司法改革会议”上决定将法官、检察官与律师选拔的两套体制进行整合,2000年一度起草了统一的“高等考试法官检察官律师条例草案”。值得一提的是,各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培训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美国的经验,特别是美国的法学院以及诊所法学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制度几乎成为各国争相效尤的典范。

三、我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变迁

自19世纪末开始,由于西学东渐的兴起,作为变革图强的方式之一,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式的法学教育。而最初引入的法学教育是以日本为载体的并且一开始就导入了大陆法系的法律架构。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上还处于农业社会,工商业经济不发达,对于外来法学知识的需求不是十分强烈加之缺乏法学教育的传统,引入的法学教育和中国社会及普通民众并没有融为一体。民国政府时期(1928-1949),一度通过立法使得司法官考试成为一项固定的、全国性的制度,将大学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就全面废除了民国政府时期的法律制度,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确立了全面照搬前苏联的法学教育模式。经过1952年的司法改革和院系调整后,中国法学教育变成了以培养司法干部为目的的四大政法院校(北京、华东、西南以及中南政法学院)和以培养法学理论工作人才为目的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并存的局面。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新中国的政法教育已经失去了法学教育的性质,由此也带来了大学法学教育职能和法律职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由于思想政治素养优先于法律素养成为选任司法干部的先决条件,传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专业性理论知识变得可有可无,是否受过正式的法学教育和从事法律职业不再具有本质的联系。所以当时中国出现了从所谓骨干干部、青年知识分子、五反运动中的工人、土改工作队和农民积极分子、转业军人中抽调部分人员加以短期培养训练后充实司法队伍的政策导向。这一举措开启了我国未经过正规法学教育却从事司法工作的先河,由此形成了建国后持续时间长并且影响深远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相脱离的局面。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法学教育获得了第二次新生。由于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带来的教育断层和人才断层,为了弥补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对于法律人才的需求,我国法学教育走上了一条多层次、多形式和多渠道的快速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地大学本科教育、成人专科教育和司法人员培训等各种形式的法学教育和职业培训方式同时启动。在参差不齐的法学教育和培训中,我国没有形成一个提高法律职业人员的法律和人文素养的整体规划,没有能够从制度上建立起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职司法人员法律培训提供了一条可以不经过正规的大学法学教育就可以获得正规从事法律职业的文凭和资格的途径,割裂了走向法治国家进程中必不可缺的树立崇高的法律职业正当性和权威性的制度基础。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逐渐强化法制的重要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但并没有从整体上规划出一条提高法学教育和培训水平的发展战略。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必须与一国的司法改革甚至政治权利的配置相联系,由于受制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缺乏服务于司法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的宏观规划。因此,快速发展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其实是在各高等院校和司法机关各自为政的前提下进行的,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这种法学教育和培训的改革尝试沦为各相关部门争夺教育培训资源、固定各自既得利益的一种途径。

2002年开始的统一司法考试无疑是我国提高法律职业门槛,建立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西方国家走向法治社会的宝贵经验在我国得以实施正好说明了建国后重建炉灶的法学教育和职业进入方式的正式退场,表明我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模式和西方国家的某种接轨。当然,实施统一的司法考试的客观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所产生的对于高素质和高水平司法人才的需求。实施统一司法考试将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一次脱胎换骨的革命,其深远的意义表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的跨越文化和超脱地域的殊途同归。

四、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的路径选择

实施统一司法考试是我国回归到世界多数国家所采纳的法律家职业化轨道的一个开端。司法考试本身只是一国法学教育培训制度的一个中心环节,实施统一司法考试将从制度上把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连接在一起,这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相脱离的结构性问题,也要求位于司法考试上端的法学教育和下端的法律职业培训作出相应调整。但是,同时也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大学本科的法学教育应该放在怎样的一个位置?本科法学教育是通才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如何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之间的关系?我国在这样一个教育和培训资源都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能否套用西方国家的法律职业培训模式?我国是否应该构筑一个独立的法律职业体系?要解答这些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学教育本身的范围,需要从政治高度作出对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培训和司法改革进行协调的整体部署。

从实践来看,我国虽然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但对于实现或者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安排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论证和部署。特别是由于缺乏战略高度的整体规划,我国的法学教育及培训仍然沿袭了建国后遍及各行各业的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管是否具备办学条件,各高校的法学教育机构迅速扩张。到2005年底我国在教育部登记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已超过400所,而在30年前的1976年只有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两所高校拥有法学专业。各高校的招生人数也急剧增加,每年大专以上法律专业毕业生的数量从改革开放前不足1000人发展到2005年超过10万人。(2)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时只选择简单易行的表面措施而不重视相关的制度建设。例如,我国虽然从2002年才开始实施司法考试,却早在1996年就开始尝试建立美国式的法学院制度,并在一批知名高校中模仿美国法学院的J.D.制度,设立了法律专业硕士(JM)学位。但事实上我国导入的法律硕士教育是在传统的师资、教学方式没有做任何改变的前提下引进的。法律硕士教育仍然沿袭了传统的大教室上课、以理论教学为中心的模式,新成立的法律硕士学院基本不具备开展案例课、苏格拉底式教学以及法律诊所教学的条件。(3)通过系统内部的培训代替系统的法律职业培训由于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长期脱离造成了我国司法队伍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不高的现状,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各种形式的在职司法人员的法律培训开始蓬勃兴起,各高等院校、中央和地方的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各种职业大学、干部学校、广播电视大学的法律专业和大学附设函授学院、夜间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法学专业都加入到在职法学教育的行列迅速提高了在职司法工作人员的学历。当在职司法人员的学历急剧提高并取得永久性的资格许可后真正能够提高在职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职业技能的系统的法律职业培训似乎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的法律引进形成了以大陆法系为特征的法律框架。本文无意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孰优孰劣,只是指出每一种制度体系都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是适应一定的社会发展需要而建立的。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种历史的惯性,促使后继的制度建设必须以前设的制度为基础。置前设的制度于不顾,试图创设另一种全新制度的尝试不仅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而且新创设的制度与原制度的兼容性以及合理性都会受到很大的挑战。我国建国初期全面废除国民政府时期六法全书的历史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社会发展遵循“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规律,我国在构建自己的法学教育培训模式时不能背离业已形成的法律框架体系。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仍然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虽然,现在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都不同程度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呈现出法学教育实用化以及“法律家一体化”的趋势,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发达国家的法学教育培训以及民众的法律素养都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发达国家之间相互借鉴对方的制度建设成果很容易水到渠成。而我国尚处于急需提高国民法律意识和提高司法队伍法律素养、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制度体系的初始阶段。在目前阶段,我国应该广泛地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法学教育培训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我国法治建设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教育培训模式。

从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法治建设状况来看,法学教育主要担负着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资源的历史使命,既要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职业后备人才,又要为全社会培养不同类型的法律人才。既然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局限于培养法律从业者,那么法学教育也不能仅仅定位于法律职业教育。基于我国法学教育底子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长期脱离、法律职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我国法学教育的功能不仅在于培养法律职业人才,还在于培养专门从事法学研究和从事法学教学的学术型法律人才,以及培养从事简单或者辅助性法律事务工作的普通法律人才。法学教育的多重目的决定了我国法学教育的多元性,现存的法学教育的条件和环境也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法学院的实用性教育教学方式,我国的大学法学教育还必须发挥提高民众的法律素质、为社会输送各种法律人才的通才教育的功能。

为了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确立法律家的职业化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职业化的法律家单靠大学的法学教育很难完成,我国也有必要导入德国、日本式的司法研修制度或者美国的“法律家一元化”的培训模式。但是,就目前阶段而言,由国家出资完成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家的司法研修似乎是一个比较奢侈的计划。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较大,各地对法律家的需求程度和对法律家的水平要求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家承担对于法律家的系统培训不仅成本极高,而且很难适应各地区对于法律家的数量和水平的不同需求。作为一项折中的措施,将司法考试的合格者根据其成绩或者意愿做出进一步的划分,由国家出资对于欲成为法官或者检察官的人员进行司法研修培训,而将培训律师的任务交由律师协会承担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样不仅能够大大节约国家的司法研修培训的成本,又能够调动社会培训的积极性,使国家培训与社会培训相得益彰。这种培训模式似乎更接近于法国,但是由于我国已经实施了统一的司法考试,实际上使得进入法律家的门槛更加标准统一,能够保证将来要成为法律家的潜在人员的素质。因此,这种模式可以看成是对美国的“法律家一元化”模式、德国和日本的司法研修模式以及法国的司法官吏和律师的分担培训模式的一种整合,是一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制度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模式是立足于我国现有的法学教育和法律框架的一种现实的选择,并不是对其他模式的否定。例如,我国模仿美国设立的法律硕士教育如果能够克服实务教育不足的一面,应该是对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的一种改进。法学教育向实用型转变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潮流,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法和国际法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的。不仅法律硕士专业,而且所有的法学教育都要注重实务教育的一面,我国各高校法律专业设立模拟法庭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同样,现阶段建立折中的法律职业培训模式也不否认将来导入美国式的“法律家一元化”模式的可能性。事实上,由于“法律家一元化”模式将法学教育、律师考试和法律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国家不承担法律职业培训的义务,更适合于社会经济高度发达、法制健全的国家。近年来多数发达国家的司法改革不同程度地引入美国经验、朝“法律家一元化”的方向转变就是明证。

五、总结

自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战略目标后,我国法学教育及其培训制度的改革面临着历史上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由此带来的各国普遍强化司法改革的挑战。如前所述,法学教育及其培训制度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改革,必须和国家司法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等宏观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模式的改革只能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微观层面上的制度创新,其方式和效果有赖于国家宏观层面上的制度设计。同时,法学教育和培训制度的改革还要解决许多相关问题,例如,如何处理法律硕士教育和普通法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由于地区差异产生的对法学教育和培训水平的不同需求,如何理顺法学教育中的实务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法律职业培训与我国司法系统内部进行的在职培训的关系等等。总之,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改革应该重视我国业已形成的法律制度体系,吸纳世界各国法学教育及培训制度中的有益成果,与国际逐步接轨,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法学教育及其培训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法学教育30年

——从法律职业精英化与法学教育大众化之冲突角度审视

李瑞芳武汉大学法学院

(摘自《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期)

 

一、现状分析

(一)法律职业精英化

法律职业包括立法、执法、司法三个领域的职业。而这三个领域的工作人员在国家的管理结构中,都是直接运用国家权力的官员,居于国家管理的重要位置。所以,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都是社会的精英。他们对于建设法制化进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二)法学教育的大众化

到2007年,全国已经有630多个法律院系,开设院校除了政法类院校,还有文科院校,更多的还有财经院校、师范院校、外语院校、农科院校和很多的理工科的院校也纷纷开设法学专业。除了本科院校,还有专科院校、中专、高职院校以及成人教育等教育模式培养法学人才。

二、大众教育现状的形成

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和法律学生招生到今天,法学教育的规模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国家环境的影响下、人才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以及法学教育自身的特点,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过程。

(一)上世纪七十年代

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1978年初,李克强、郭明瑞、姜明安等人走进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大力发展法律院校。对法律和法制重要性的确认,使湖北财经学院、西南、北京、华东、西北4所政法院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陆续恢复招生。而1978—1981这三届的法学毕业生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功典范,并给中国的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今执掌法学命脉的人群中,这代人占了半壁江山,以至后人称这个时代的法学教育为“神话”。

(二)上世纪八十年代

政法人才奇缺,使国家提出了“除了继续巩固、提高和发展大学本科外,应大力发展大专、中专这两个层次”的办学方针,“大力培训在职干部,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办法律专业”。我国特有的“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法学教育的格局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法学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教学点急剧增加,教育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办学形式从单一形式向多样化形式发展。到1991年底,法学院系校已达116所,本专科招生达11888人,毕业生11894人,在校生达40741人,在全国高校招生数、毕业生数、在校生数中分别占1.9%和2.0%。

(三)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法律人才需求量扩大。而“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制经济”也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而办法律系的成本很低,几乎遍及各类本科院校,即除综合性大学法学院系和专门的政法院校外,财经、工科、农科、医科、水利、师范等院校均办有法律系。法学已成为最热门的专业之一。从1977年的223人到2007年的10多万人,30年间,法律专业本科生增长了448倍。从最初的3所大学开设法律系,到今天的630多个法律院系。

三、我们需要精英教育

从法学教育30年规模的变迁可以看出来,法学规模的逐渐扩大,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市场对法律人才数量的需求不无关系。实际上中国现在的国情看,仍然有巨大的法律市场需求。如,广大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法律需求和服务还没有启动,现有企业5000万家,只有4万家聘请了法律顾问。即便在国家法制化的进程中,这些盲点的克服需要相关法律人才来操作和实施,但我们经过思考和比较,仍然认为大众教育的模式应该有所改变,应该从实行精英教育为选择。理由大致归纳如下:

(一)从老一辈法学家的法律学习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精英教育刚刚恢复高考的几年里,选拔为数不多的优秀人才在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中进行学习。

(二)法律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名优秀的法律人才,其要求是很高的。首先应该具备宽厚的基础知识。一个法律人不仅应当通晓法律,而且还必须具有广泛的文化知识,应当认真地学习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其次,独特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工作的特质在于用法律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求法律工作者具有独特的法律思维,能够从法律人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第三,娴熟的法律运用能力。法律工作者必须具备运用法律分析和解决法律纠纷、法律问题的能力,它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程序、证据运用、法庭辩论、法律文书制作等。最后,较高的法律研究能力。法律是高度抽象的规则体系,而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不断发展的,法律人必须在静态的法律与动态的现实之间进行权衡,寻找规则与个案的联系点。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研究能力。第五,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法律职业担负着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任,法律人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神圣的职业要求廉洁、刚正、正义的品格。而这些素质的养成绝不是一朝一夕、轻而易举可以完成的。起码需要法律学习者浓厚的兴趣,求学的态度,可供使用的必要资源保障和院校教学模式和师资力量的配合。在大众教育的模式下,很多院校不具备优秀的教学模式和足够强大的师资。往往在工科院校里,未被本专业录取调剂才进入法律专业,教学模式不成熟,专业内的求学氛围不浓。这样,能保证有多少法学专业的学生是真正喜欢法学、对法学感兴趣以一种谨慎、“潜心做研究”的态度来对待它呢?这也是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尴尬境地:即我们一边说缺少法律从业者,市场需求大,另一方面,出现许许多多的法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悲惨处境。

(三)市场供求

诚然,法制化建设的进行和市场经济的保障是需要法律从业者的。但需要的是能够具备法学修养、法学能力,能够真正从容的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律人才。而不是仅仅拥有法律文凭的毕业者。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人才“断层”的现象。有人说,如果不实行大众化的法律教育模式,保证人数,怎么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呢?可事实上,这种模式培养出的一大批人都是不具备足够的素质胜任法律工作的。而且,如果继续保持这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大众对法律还会一直持有很高的信心和尊重吗?

(四)资源集中,期待达到一种良性循环

盲目的扩大规模,既是对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分散,也是对进行法学学习而得不到有效提高的学生资源的一种浪费。

四、精英化教育模式的思考

精英化教育也不等同于大肆缩减学习人数,不以人数的多少作为判断标准。当然,会有一些不符合法学学习初衷的情况存在从而使一部分人排除在经营教育的范围呢,但精英教育更多的是意味着一种模式的寻求和观念的转变。

(一)注重法学精神的培养,做真正的法律人

法学教育的学习者最后的工作往往是立法者法官、检察官或者执法者。他们的职责是或是制定法律,或是维护正义、主持公道,或是实施法律。因此,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法律实质的追求和法律精神的维护是至关重要的。

(二)开设法学课程的院校的标准要求

由于法学学科自身的特点,不需要实验室、精密仪器的设备要求,所以开设的门槛较低。这也导致很多院校出于各种原因考虑,相继开设法律学科。这是造成法律学生毕业后水平参差不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开设资格上,应该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应该有一定的标准要求。只有真正有能力和肯投入、具备一定的能力,拥有比较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才可以进行法律学科的教学。从而使法学教育规范化、正规化,以保证法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多知识的积累和多素质的培养

这是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和复合性法律人才的需要。不能功利性的仅仅于法律知识的本身,作为法学的学习者应该具备的文史哲以及广泛的社会知识应当作为必需培养和具备的素质。社会的发展,一些领域当中也需要复合性的法律人才。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有针对性和有意识性的进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四)教育方法的创新

除了教学内容的调整外,教学方法的创新对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比如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问答式教学和辩论式教学都是先在运用比较好的方法。通过有意识的培养学习者综合分析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操作能力、逻辑能力和应变能力得等必备素质。

(五)加强教学模式的交流和推广

我们看到,有很多优秀的法律院系拥有很成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除了一些硬件条件的限制,比如说师资等无法很短时间内克服,对这些模式进行推广,相信可以使很多学校少很多探索的过程。作为模式的学习者,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秉着谨慎求实的态度,借鉴适合自己的地方;对于被学习者应该以一种大法学的精神,与他人共享,以期达到整体法学水平的提高和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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